把临床医学知识还给老百姓
把临床医学知识还给老百姓
朱学骏
我从事皮肤科50多年了，对此选择我从不后悔。当初之所以选择皮肤科，有三位恩师的指引。
三位恩师，三位领路人
第一位是我的父亲朱惟煜，他是上世纪30年代留学法国的皮肤科博士，一辈子都在做皮肤科学问，也希望我学医，所以后来我报考了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
第二位恩师是胡传揆教授，他是中国现代皮肤科学的奠基人。1959年，我考入北京医学院，1965年分配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科里来了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很有风骨，一问竟然是北京医学院院长胡传揆教授!胡老是学术权威，回到北大医院干老本行。那时，成绩好的医学生不爱干皮肤科，胡老决定好好培养我，对我十分关心，还专门把医科院皮研所免疫学家李桓英教授请到北京来，手把手地教我免疫学。免疫学是所有学科发展的基础，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胡老是个战略家、教育家，对学科的发展看得既深又远，对我的影响很大。
, 百拇医药
第三位恩师是我科的老主任王光超教授。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处处以身作则，待病人如亲人。他亲自教我如何为病人上药、换药。他的点点滴滴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为我树立了做人行医的榜样。
留学深造，受益匪浅
1978年，邓小平提出要“送一批人出去”，当时组织全国考试，主要就是考英语。我得到消息很晚，只剩下几天的时间才开始复习，每天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最后考过了。其实从1975年开始，我就每天在夜深人静之际，阅读国外寄来的专业外文书。所以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头脑，机会一旦降临，就能立即抓住。
1980年1月我到美国留学。纽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是当时国际上首屈一指的科室，我主修免疫皮肤病学，先后带我的两位导师都是蜚声国际的大师。两年的深造令我获益匪浅。在美国，我感到中国人的脑子一点不比美国人笨，而且更加勤奋，能吃苦。当时我就暗下决心，回国后一定要把中国的皮肤病科搞上去。
, 百拇医药
阿克曼教授是皮肤病理大师。在例行的科会诊中，他注意到了我，并邀请我去他的病理室学习三个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病理学。当时阿克曼教授创导的结构型式分析方法在全球影响很大。在中国，皮肤病理走的仍是老路子，一个病一个病地学，主要靠记忆，只有记忆力超群的人才能学会。而结构型式分析是按照皮肤病理的规律去学习，是一种逻辑思维方法。
1982年5月，阿克曼在中国讲了三天的课，我负责翻译。当时我花了三个月，听了50盒录音带，边听录音边看他的幻灯片，最终把他讲课的内容整理成了小册子。之后，我开始做关于皮肤病理的全国巡讲。阿克曼的方法符合皮肤病理的规律，比较容易掌握，很快就在全国推广开了。
降伏大疱病这个恶魔
研究要站在学术的制高点上，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我从事的是大疱性皮肤病的研究。大疱病是危及生命的皮肤病，属于自身免疫病，主要有天疱疮和大疱性类天疱疮两种类型，严重的患者全身皮肤溃烂，是皮肤科的疑难重症。
, http://www.100md.com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李冠群的课题就是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做大疱性类天疱疮抗原蛋白片段的纯化、克隆和基因的调控，这在当时来说是很难的，但我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做成了；同时，将先天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基因突变也搞清楚了。后来，我将获得性自身免疫性大疱病与先天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这两组病的研究结合了起来。我们的研究工作站在国际学术的前沿，短短几年，就在国际上发表了20余篇高水平的遗传学文章。以此为基础，从本世纪初我们开展了对副肿瘤性天疱疮(PNP)的研究，经过三年夜以继日的工作，搞清了肿瘤产生抗体并导致一系列皮肤损害的原因，论文发表在2004年《柳叶刀》杂志上。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大疱病死亡率很高。病人来了，老远就能闻到臭味，身上满是大水疱，溃烂得一塌糊涂，换一次药需要两三个小时。我们经过40年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最终搞清楚了这个病的来龙去脉，也找到了最适合中国患者、最省钱的治疗方法。
目前，我们科收治的大疱病基本实现了零死亡率，可以说彻底降伏了这个恶魔。每周接诊100~150例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疱病患者，可以说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治疗中心。国际上对于大疱病有一套复杂的诊断标准，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没有采纳，使用的是自己的标准，为此国外对我们的水平没有相关认证。但是我觉得，能给广大患者解除病痛，就是医生的最高目标，外国人承认与否并不重要。众多治疗过的患者自建了微信群，相互交流。有的病人治愈后生下了健康的宝宝，并把孩子的照片发到群里。看到孩子们活泼可爱的笑脸，我特别欣慰。
, 百拇医药
“情”字对医生很重要
医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跟人打交道，所以必须要特别有同情心、爱心。“情”字对医生很重要。当大夫要懂得设身处地，与同事要和谐相处，与国内同道要相互尊重。第二个特点是医生的职业生涯特别长。我今年78岁了，还在看门诊。医学的发展非常迅速，你要想跟上步伐就要经常更新知识，不断学习。我每天从早晨8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0点。我在全国各地讲课，讲的也是新的东西。看的书很多，各种新书都看。
2011年11月，我从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会长卸任，有人问我接下来干嘛，我说想做公益，但不知道该怎么做。当时就有人建议我开通微博，刚开通的第一周没什么人关注；微博名改成“皮科大夫朱学骏”后，一周就新增了五六万粉丝。我把微博当成对社会的反馈，因为医生的才能除了书本知识以外，大部分都是临床经验，而临床经验实际上是病人给的。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把自己的临床知识还给老百姓，所以我将开微博提供咨询当作一个责任来看待。现在我有粉丝152万，微博已经成为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通过微博普及科普知识，给患者解决些问题，心里就很高兴。成为“大V”后，经常有盈利性的医疗平台来找我合作，但我对他们说：“我是纯公益的，是无偿的。”
平时工作很忙，我珍惜、抓紧每一分钟，很少闲聊。正如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回顾50多年的行医生涯，我没有虚度年华，没有碌碌无为，最大的感悟就是，选择做医生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加倍付出。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奉献到老。我正在践行自己的承诺，步履不停，一步一个脚印，尽管距离终点已经不远，但无悔人生!(连载①)▲, 百拇医药
朱学骏
我从事皮肤科50多年了，对此选择我从不后悔。当初之所以选择皮肤科，有三位恩师的指引。
三位恩师，三位领路人
第一位是我的父亲朱惟煜，他是上世纪30年代留学法国的皮肤科博士，一辈子都在做皮肤科学问，也希望我学医，所以后来我报考了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
第二位恩师是胡传揆教授，他是中国现代皮肤科学的奠基人。1959年，我考入北京医学院，1965年分配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科里来了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很有风骨，一问竟然是北京医学院院长胡传揆教授!胡老是学术权威，回到北大医院干老本行。那时，成绩好的医学生不爱干皮肤科，胡老决定好好培养我，对我十分关心，还专门把医科院皮研所免疫学家李桓英教授请到北京来，手把手地教我免疫学。免疫学是所有学科发展的基础，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胡老是个战略家、教育家，对学科的发展看得既深又远，对我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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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恩师是我科的老主任王光超教授。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处处以身作则，待病人如亲人。他亲自教我如何为病人上药、换药。他的点点滴滴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为我树立了做人行医的榜样。
留学深造，受益匪浅
1978年，邓小平提出要“送一批人出去”，当时组织全国考试，主要就是考英语。我得到消息很晚，只剩下几天的时间才开始复习，每天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最后考过了。其实从1975年开始，我就每天在夜深人静之际，阅读国外寄来的专业外文书。所以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头脑，机会一旦降临，就能立即抓住。
1980年1月我到美国留学。纽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是当时国际上首屈一指的科室，我主修免疫皮肤病学，先后带我的两位导师都是蜚声国际的大师。两年的深造令我获益匪浅。在美国，我感到中国人的脑子一点不比美国人笨，而且更加勤奋，能吃苦。当时我就暗下决心，回国后一定要把中国的皮肤病科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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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曼教授是皮肤病理大师。在例行的科会诊中，他注意到了我，并邀请我去他的病理室学习三个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病理学。当时阿克曼教授创导的结构型式分析方法在全球影响很大。在中国，皮肤病理走的仍是老路子，一个病一个病地学，主要靠记忆，只有记忆力超群的人才能学会。而结构型式分析是按照皮肤病理的规律去学习，是一种逻辑思维方法。
1982年5月，阿克曼在中国讲了三天的课，我负责翻译。当时我花了三个月，听了50盒录音带，边听录音边看他的幻灯片，最终把他讲课的内容整理成了小册子。之后，我开始做关于皮肤病理的全国巡讲。阿克曼的方法符合皮肤病理的规律，比较容易掌握，很快就在全国推广开了。
降伏大疱病这个恶魔
研究要站在学术的制高点上，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我从事的是大疱性皮肤病的研究。大疱病是危及生命的皮肤病，属于自身免疫病，主要有天疱疮和大疱性类天疱疮两种类型，严重的患者全身皮肤溃烂，是皮肤科的疑难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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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李冠群的课题就是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做大疱性类天疱疮抗原蛋白片段的纯化、克隆和基因的调控，这在当时来说是很难的，但我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做成了；同时，将先天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基因突变也搞清楚了。后来，我将获得性自身免疫性大疱病与先天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这两组病的研究结合了起来。我们的研究工作站在国际学术的前沿，短短几年，就在国际上发表了20余篇高水平的遗传学文章。以此为基础，从本世纪初我们开展了对副肿瘤性天疱疮(PNP)的研究，经过三年夜以继日的工作，搞清了肿瘤产生抗体并导致一系列皮肤损害的原因，论文发表在2004年《柳叶刀》杂志上。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大疱病死亡率很高。病人来了，老远就能闻到臭味，身上满是大水疱，溃烂得一塌糊涂，换一次药需要两三个小时。我们经过40年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最终搞清楚了这个病的来龙去脉，也找到了最适合中国患者、最省钱的治疗方法。
目前，我们科收治的大疱病基本实现了零死亡率，可以说彻底降伏了这个恶魔。每周接诊100~150例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疱病患者，可以说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治疗中心。国际上对于大疱病有一套复杂的诊断标准，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没有采纳，使用的是自己的标准，为此国外对我们的水平没有相关认证。但是我觉得，能给广大患者解除病痛，就是医生的最高目标，外国人承认与否并不重要。众多治疗过的患者自建了微信群，相互交流。有的病人治愈后生下了健康的宝宝，并把孩子的照片发到群里。看到孩子们活泼可爱的笑脸，我特别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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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字对医生很重要
医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跟人打交道，所以必须要特别有同情心、爱心。“情”字对医生很重要。当大夫要懂得设身处地，与同事要和谐相处，与国内同道要相互尊重。第二个特点是医生的职业生涯特别长。我今年78岁了，还在看门诊。医学的发展非常迅速，你要想跟上步伐就要经常更新知识，不断学习。我每天从早晨8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0点。我在全国各地讲课，讲的也是新的东西。看的书很多，各种新书都看。
2011年11月，我从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会长卸任，有人问我接下来干嘛，我说想做公益，但不知道该怎么做。当时就有人建议我开通微博，刚开通的第一周没什么人关注；微博名改成“皮科大夫朱学骏”后，一周就新增了五六万粉丝。我把微博当成对社会的反馈，因为医生的才能除了书本知识以外，大部分都是临床经验，而临床经验实际上是病人给的。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把自己的临床知识还给老百姓，所以我将开微博提供咨询当作一个责任来看待。现在我有粉丝152万，微博已经成为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通过微博普及科普知识，给患者解决些问题，心里就很高兴。成为“大V”后，经常有盈利性的医疗平台来找我合作，但我对他们说：“我是纯公益的，是无偿的。”
平时工作很忙，我珍惜、抓紧每一分钟，很少闲聊。正如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回顾50多年的行医生涯，我没有虚度年华，没有碌碌无为，最大的感悟就是，选择做医生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加倍付出。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奉献到老。我正在践行自己的承诺，步履不停，一步一个脚印，尽管距离终点已经不远，但无悔人生!(连载①)▲, 百拇医药